孫中山過世后，國民黨的政治生態(tài)發(fā)生重大變化，各種力量重新組合，標志之一是蔣介石的崛起，其對權力的追求不斷挑戰(zhàn)原有的黨內格局，他與蘇聯(lián)顧問鮑羅廷的關系漸趨惡化，并最終決裂。以往的史料中，多側重敘述導致蔣與鮑羅廷決裂的得益因素與蔣如何“ 決斷”， 而《蔣介石日記》則若隱若現(xiàn)地展示出他與鮑羅廷決裂的另外一面，即蔣對鮑個人的觀感的變化、蔣在最初的猶豫甚至略帶恐懼的情緒及其為驅鮑所采取的策略。
蔣介石得益于蘇聯(lián)顧問
鮑羅廷作為共產(chǎn)國際駐中國代表、蘇聯(lián)駐廣州革命政府代表，在孫中山確定實施“聯(lián)俄”政策的1923 年秋天來中國。鮑羅廷得到孫的極大信任，被聘為國民黨的組織教練員。他協(xié)助孫中山完成了國民黨的改組，推動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。出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在兩個方面得到鮑羅廷的幫助：一是鮑羅廷關心軍校建設，多次請求蘇聯(lián)政府派出軍事顧問團，增撥軍費與軍械支持軍校；二是鮑羅廷本人也常去軍校介紹蘇聯(lián)紅軍的組織與生活，幫助軍校師生了解蘇聯(lián)的狀況。蔣介石得益甚多，對鮑很尊重。
孫中山過世后，鮑羅廷被繼續(xù)聘為國民政府高等顧問，對國民黨的影響力有增無減，在處置商團叛亂、東征統(tǒng)一廣東及處理“廖仲凱遇刺案”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任用。鮑的強勢引起部分國民黨的反彈，“西山會議派”強烈要求解除鮑羅廷的職務，雖然未得逞，但鮑羅廷不得不在1926 年2月離開廣州，到北方“休假”。蔣介石并不反對鮑羅廷，但他乘鮑離開之時擴張個人權力，發(fā)動“中山艦事件”，一度包圍蘇聯(lián)顧問團，氣焰頗囂張。4 月，鮑再回到廣州時，對蔣介石的行為未予制裁，反而一味遷就退讓。蔣介石等人抓住鮑羅廷與蘇聯(lián)方面害怕關系破裂的弱點，繼續(xù)進逼，提出《整理黨務案》，限制共產(chǎn)黨人，鮑羅廷的影響力也受到制約。1926 年7 月，北伐開始，蔣介石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，其實力隨著軍事勝利而擴張，對鮑羅廷開始的態(tài)度也不再如從前般恭敬。鮑開始為退讓而付出代價。
1926 年10 月， 北伐軍完全占領武昌，11月初，攻占南昌。此時，國民政府仍偏處珠江流域的廣州，對未來戰(zhàn)事的指揮有鞭長莫及之嫌。蔣介石開始考慮國民政府北上問題，建議“政府常務委員，先來武漢，主持一切，應付大局”。(《蔣介石日記》，1926年9 月9 日)。十天之后，他又電催國民黨中央速將政府遷至武昌，電曰：“中央如不速遷武昌，非特政治黨務不能發(fā)展，既新得革命根據(jù)地，亦必難鞏固！”(《蔣介石日記》，1926 年11 月19 日)
國民政府從廣州遷至武漢的確有利于北伐戰(zhàn)事的指揮。但蔣介石提議遷都武漢，卻兼有希望能更直接地將黨政權力控制于自己之下的目的。鮑羅廷也支持遷都，除了有利于北伐之外，他的如意算盤是，希望能夠用黨政權威來制約蔣介石勢力的擴大。同一件事，兩人的目的卻南轅北轍，各有打算。之后的紛爭，都源于此。
11 月，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作出遷都武漢的決定。11 月16日，鮑羅廷與宋慶齡等第一批黨政要員從廣州北上，到達韶關后因鐵路尚未修通，便繞道贛州由水路北上。12 月2 日鮑羅廷在南昌與蔣介石見面，對遷都武漢有共識。幾天后，他們溯江北上到達武漢。鑒于黨政機構的遷移尚未完成，行事不便，鮑羅廷提議在武漢成立中央執(zhí)行委員會、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(lián)席會議，執(zhí)行最高職權。此一提議得到蔣介石同意。
正當遷都工作緊鑼密鼓進行之際，蔣介石卻出爾反爾，將隨后北上的部分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截留在南昌，阻止他們前往武漢。1927 年1 月3 日，蔣介石主持召開政治會議，通過“中央黨部與政府暫駐南昌”的決議。蔣從提議遷都武漢轉而要求暫駐南昌，主要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。因為此時蔣介石的勢力在江西基本扎穩(wěn)腳跟。如能將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遷至南昌，有利于其全面掌握軍政大權。然而，蔣也意識到他擅自改變黨的重要決定，必然遭致強烈反對，將面對壓力。故在當天的日記用“精神痛苦”、“心神煩悶”來形容心情，甚至“幾難成眠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