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淵源由來已久，其鼓吹、倡導侵略的理論、政策和方針也比比皆是。在日本帝國主義浩如煙海的侵華理論中，有一份完整、系統(tǒng)、全面鼓吹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秘密情報，為中日兩國已出版的各類史料書籍所沒有，即便涉及到此報告的有關著作和論文，要么語焉不詳，要么只取報告的某個內容或某個方面，讓人難觀其全貌。這就是日本陸軍少將、日本侵略軍駐北平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于1936年秋，寫給日本關東軍的一份秘密情報。
重慶市檔案館館藏的這份珍貴檔案，名為《日本松室少將最近對關東軍的秘密情報》，是由四川善后督辦公署翻印送四川省政府，再由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于1936年10月21日密令各縣市政府“知照”并“以資警惕”的。
尋找市場：日本帝國主義發(fā)動全面侵華戰(zhàn)爭的根本原因
1929至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，給地少人多、資源貧乏的日本帝國主義以沉重打擊。為了擺脫國內經濟危機的困境，緩和并轉移國內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，具有軍國主義特點的日本帝國主義，只有一途，那就是發(fā)動戰(zhàn)爭。對此，松室孝良并不忌諱，在其報告中直言不諱地說：“帝國貨物之向華走私，為帝國對華之斷然手段，其用意在促進華北特殊政治體系之成立，而隸屬于帝國獨立之下，屆時政、經、軍諸般問題，均可依帝國之意志而實踐的解決。”
報告認為，隨著日本國內經濟的迅速發(fā)展，工業(yè)產量的逐漸增加，其向國外其他各國的進出口量也日益增多，這就侵犯了其他一些國家特別是經濟發(fā)達的歐美諸國的利益，進而引起他們對日本的嫉妒和不滿，紛紛于其本土及殖民地、領屬地高筑關稅自保的壁壘，以最大的力量來抵制日本帝國的商品傾銷和原料掠奪，這就大大損害了日本帝國的利益。雖然日本也想與這些國家抗衡并對之進行報復——“對對方之商品圖謀抵制”，但無奈日本是一個領土狹小、原料缺乏的島國，其進口的各種物品，都是其國內生產必需的原料，“帝國無從以自產代替之”。在與歐美各國的商品貿易戰(zhàn)中，日本“痛感原料缺乏與市場之狹小，并深信原料與市場之獲得，非經相當之艱辛奮斗不可。而此地域之獲得，又非與帝國若干勢力打成一片，連成一氣，亦難以確保。”
為獲得傾銷商品、掠奪原料的地域并與已經控制的朝鮮半島連成一氣，日本帝國主義于1931年悍然發(fā)動了“九。一八”事變，并出重兵將中國的東三省迅速占領，使得日本國內原已十分窘境的市場與原料問題“得稍緩和”。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日本經濟的進一步膨脹，僅僅占領中國的東三省是遠遠不夠的。
由此一來，按照1927年“田中奏折”所規(guī)劃的侵略步驟，日本占領中國東三省之后的下一個侵略目標，就是中國的蒙古。但是，考慮到以下幾方面的原因：一、蒙古為一廣闊之原野，軍事上的地位雖然重要，但在經濟上卻遠遠不能滿足日本當前的急需;言資源，日本對之缺乏調查與開發(fā)，緩不濟急;言市場，蒙古人素來生活落后，加之人口稀少，其容量實在是微乎其微，少得可憐。二、日本帝國雖然對蒙古虎視眈眈，垂涎已久，但卻缺乏對蒙工作人員，即使現(xiàn)有的一小部分這方面的人，也只是處于初期的訓練階段。且蒙古傳統(tǒng)的原始游牧生活，也不適合一般日本人的生活習慣，恐占之容易據之困難。三、蘇俄素來對蒙古保持著特別的興趣和注意力，這也不得不增加日本入侵蒙古的成本和戒心。正因為考慮到這些原因，所以松室孝良向日本關東軍及日本政府建議：暫時放棄蒙古，而對之采取“除以種種掩護手段，用實力威脅操縱王公等方式外，不愿作任何刺激敵國（意指蘇聯(lián)——筆者注）精神之占領”的方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