對傳統(tǒng)歷史散文的開拓
“有膽”、“有識”就會生“才”，而這個“才”體現(xiàn)在張宏杰的創(chuàng)作中就是其散文中的“力”，即張宏杰散文的那種蘊藏于內(nèi)而溢露于外的文字力度。 記得清代桐城派代表作家劉大櫆在《論文偶記》中寫道：“文貴疏，凡文力大則疏；氣疏則縱，密則拘；神疏則遠，密則勞。疏則生，密則死。”茅坤在評價蘇軾時 也說：“其疏宕裊娜處，亦自有一片煙波，似非諸家所及。”可見清朗疏樸的文風會帶來一種汪洋澹泊、深醇溫粹的風格，古人講的“疏可走馬、密不透風”，對于 當今的散文而言，也是有很好的借鑒作用的。張宏杰的散文是具有這樣的特點的，他的散文有一種書寫的自由，這是一種心態(tài)的“疏”，沉在這種狀態(tài)中寫作，寫出 來的作品必然有一種無拘無束的力，這種力是寬泛的，四處涌動，有著熱血的血性與高度。如果說散文的“散”的意思就是自由，那么“散文”的意思就是自由文， 因此張宏杰的散文表現(xiàn)出了一種有較高自由度、較為壯闊寬遠的景象。這點在《1913年前后的袁世凱》一文中體現(xiàn)得最為明顯，此文粗線條地勾勒出袁世凱在 1913年前后的思想動態(tài)和行為舉止，有些字句猶如舉起的大錘，重重砸在人們的身上和心頭。比如他寫道：“甚至直到1913年10月，在他謀殺了宋教仁和 粉碎了‘二次革命’之后，全國的主要政治力量還都對袁世凱表示支持，仍然寄希望于這個鐵腕人物帶領中國走出革命陣痛，走向獨立富強。”辛亥革命后的形勢在 袁世凱眼里“不是‘好得很’，而是‘糟得很’。democracy共和‘辦早了’、‘辦糟了’。”所以袁世凱“雖然他推崇西洋政治，事實證明，他對西方政 治運作并不真正了解。他羨慕西方政治中的效率和秩序，但是對議會的制約卻無法忍受”。于是袁世凱動手了，最終走向了帝制。比如他在《酷刑：殘忍的游戲》中 指出：中國人缺乏同情心的最突出的表現(xiàn)就是殘酷。在《神女生涯》中，張宏杰寫道：“說起來完全是一種錯倒的因果，正是社會的放逐使她們獲得了一塊自由呼吸 的空間，正是命運的打擊使她們的生命煥發(fā)出流光異彩。人們剝奪了女子愛美的權利，偏她們能恣情縱意地張揚自己的天生麗質。”因此，對于張宏杰的散文創(chuàng)作而 言，它的“力”并不在于浮在表面上那種筆墨的輕重與多少，而在于他對于意境與心力的那種把握，對傳統(tǒng)歷史敘述的那種開拓，因此，他的文章有一種很大的開闊 度，并以此來支撐著自己散文的構架。當然，這并不是說，一個作家關注的事物越多，他所寫的領域越寬廣，他的散文就越有“力”， 而是指其在散文中的那種神氣、意境、品藻的有無與多少，這不能是刻意的，一旦有意為之，只能有所削弱，這點張宏杰是注意到了，并付諸自己的散文寫作實踐 中。
最后存疑的一個問題就是，歷史題材的散文寫作，是散文家一個人當家嗎？回答是顯而易見的，所以張宏杰的散文也有很多疏漏的地方，或者是有些不能 讓人茍同的地方。比如他在寫那些妓女的時候，就說：“成百上千條的規(guī)矩是為那些良家女子制定的，她們不配去遵守。這反而使她們的生命得以保留本來面目。她 們站在正常社會之外，反而能有一個獨特的觀察視角，去看清禮教綱常仁義道德的真面目，看清人性和人生的真面目……她們是這個社會里為數(shù)不多的真正清醒的 人。”這樣的判斷肯定是片面的。另外，張宏杰的散文中所寫的歷史是否準確，引用的史料是否有確切的來源，也是值得商榷的。而且，張宏杰后期的散文寫作與前 期的散文寫作力度截然不同，所用功夫的深淺一目了然，似乎是缺少耐心了，于是整體看來，其后面所寫的散文顯得粗疏了，輕率了，沒有文字的精心推敲，沒有思 想的用心冶煉，沒有史料的充分研讀，幾乎與一般的普及型的歷史讀物沒有什么兩樣了，加之敘述方面的問題等，使得張宏杰的散文還有待寫得更為精細一點，當然 這些需另辟專章論述，在此就不多言了。但是，瑕不掩瑜，張宏杰的散文創(chuàng)作是具有其自身的價值和貢獻的，它對于豐富我們的創(chuàng)作、開啟散文寫作的道路，是有著 重要和積極作用的，但散文創(chuàng)作并非一件易事，散文創(chuàng)作也不能只專注于單純的線性敘述，如果要反叛傳統(tǒng)的表達方式，就要真正去實踐另一種新的散文寫作模式， 進行對散文文體新功能的尋找與寫作內(nèi)容的挖掘，這應該是對當下散文寫作突圍的一種途徑吧。